《荀子·劝学》云：学恶乎始，恶乎终？曰：其数则始乎诵经，终乎读礼。

费正清有一本《美国与中国》（内部中译本），似乎值得弄来一读。要弄清楚机制，一般总是先要建立假说，然后通过实验和观察加以证实，修改，或者加以推翻。

我认为，这是一个值得大声疾呼的根本问题。《老子笔记》刊于《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》1988年第1期，有删节。我知道宋、明以后有理气之说，也许精气这个名辞，宋以前就有，我不知道。……因为他用的是一些不肯定的语气，如渊兮……湛兮…… 而我觉得这两条结论都难得站住脚。你的笔记，显然是按照你自己的哲学，你研究中的思想经验写下来的。

你脑中有唯物唯心这条杠杠，老子根本没有。我只读了一两遍，根本谈不到懂得你，所以并无针对性，只是敷衍塞责，交差而已。[142]  王杏：《书文录续编后》，王阳明：《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》，张新民审定，第485页。

该文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失收。加上前者才识敏决，文章政事，亦卓然可称。[134]  王杏：《书文录续编后》，王阳明：《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》，张新民审定，第489页。而前来听讲者虽多乡里之士，亦不乏有志圣学者。

至龙场，再经忧患，而始豁然大悟‘良知之旨。武宗时，（书）历河南佥事、贵州提学副使。

[137]  章学诚：《修志十议》，叶长青：《文史通义注》，张京华点校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898页。[75]  万历《贵州通志》卷四，贵阳：贵州大学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81页。故万历年间郭子章巡抚贵州，便盛称贵州士类赖以兴起[82]。及出与士夫言，则纷纷同异，反多扞格不入，何也？意见先入也。

[125]叶氏既掌教一方，人称性醇厚温和，而立教严肃，诸生惮之。学文乃余事，聊云子所偏。然据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二十六《五经臆说十三条》（第1123页），可识《五经臆说》一书，阳明从不轻易示人，并云付秦火久矣，显然无论早期晚期，始终未予重视。其中最重要者即示人以心性体悟之入手工夫，倡导最能表现其本体实践学精义的知行合一即体即用学问宗旨[89]，远非仅仅在书册子上凭空死钻硬扣，只知道改课讲题的三家村塾师可以比拟。

今仅就钱德洪偶于废稿中所得，尚见存于《居夷集》之十三条文字观之，明人王廷相在《与赵侍御世胤》中（《王廷相集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9年，第499页），便认为其中春王正月之论，甚正甚的，非后儒驳僻之说。按汤冔，原误作汤哻，已据《年谱》改。

[13] 所谓言语不通云云，说明阳明生活的龙场，乃是贵州宣慰使司治下的土司辖地，亦即与汉文化区差异很大的夷区[14]，借用宣慰司使安贵荣的话来说，历代以来皆止羁縻，即拒命，难以中国臣子叛逆共论[15]。阳明早年即笃志圣人之学，谪居龙场期间又大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，因而其传道讲学活动，必然也以点醒别人发明本心真性，能够步入成贤成圣正途为终极目标，始终不悖儒家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(《中庸》)的一贯宗旨。

叶梧正德八年（1513）成举人。岂有威仪堪法象，实惭文檄过称扬。[40]  王杏：《阳明书院》，嘉靖《贵州通志》卷六，第274页。而今本《王阳明全集》卷三十二《补录》（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新编本，第5册，第1576页、1579页）亦将是函析分为二，一题作《与惟善书》，一题作《镇速旅邸书札》，似亦歉妥。因而《居夷集》在阳明悟道之地的刊刻传播，既可反映阳明个人心路跋涉的艰难变化历程，也能折射黔中王门兴起发展的师资因缘，不能不说是西南边地心学发展史上的一大盛事。[162]  翁同书：《叙》，道光《贵阳府志》卷首，第3页。

又其《刻文录叙说》则谓阳明返乡居越后：每临席，诸生前后左右环坐而听，常不下数百人，送往迎来，月无虚日。守仁尝谓胡世宁少讲学，世宁曰：‘某恨公多讲学耳。

[71]  以上均见李贽：《席书》，《续焚书》卷三，《焚书  续焚书》，第87页。阳明曾有《寓贵诗》云：村村兴社学，处处有书声。

贵州既是阳明的过化之地，也是他的施教之区。而所谓蹈空之弊只能是针对王门后学偏离师说所发之论，与受过阳明过化影响的一般社会民众完全无关。

例如，王阳明门下大弟子钱德洪便曾明白指出：先师（阳明）始学，求之宋儒，不得入，因学养生，而沉酣于二氏，恍若得所入焉。黔中王门地域学派的崛起兴盛和日趋壮大，乃是几代学人共同努力发展的历史性结果。按钱氏《年谱》述巡按贵州监察御史王杏建阳明祠于贵阳一事，遂顺便提及请建祠以慰士民之之门人汤冔、叶梧、陈文学等数十人[93]，上述三人始得以在《年谱》中具名。[33]  王守仁：《龙场生问答》，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二十四，王晓昕、赵平略点校，第1046页。

是时人之尊信朱夫子，犹夫子也，而能识知朱子之非夫子，唯阳明之学乃真夫子，则其识见为何如者。公余唯喜论学，尝着《鸣冤录》，以明陆象山之冤，学者多所开悟[62]。

然较诸具有民间性质的龙冈书院讲学稍有不同的是，阳明在官方主办的文明书院开坛授课，更多的则是面对准备科考举业的读书士子，如何处理原先不必考虑的授学内容与科考课的关系，便不能不提上了议事日程。[43]  耿定向：《新建侯文成王先生世家》，《耿定向集》卷十三，傅秋涛点校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523页。

[115]  莫友芝：《太守汤伯元先生冔传证》，《黔诗纪略》卷三，《莫友芝全集》（第9册），张剑、张燕婴整理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7年，第157页。一方面，他根据乡村草根民众的社会习俗、生活实际，传播了大量具有普世特点的儒家思想及人伦价值，作了不少以亲民实践活动为出发点的因俗化导工作，推动了边地社会秩序的内地化建构和变迁发展的具体历史进程。

考李良臣为嘉靖四十三年（1564）举人，次年成进士。[176]  郭子章：《玭衣生曰》，《乡贤列传二·孙应鳌、李渭、马廷锡传》，《黔记》卷四十五，赵平略点校，第981页。一、悟道与讲学：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然而稍感遗憾的是，无论有意无意，或许由于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失载的原因，历来学者重视阳明龙场悟道的多，关心黔中王门人物活动的少[12]。六、先立乎其大者：黔中王门学者的圣学工夫积累 阳明在黔中讲学施教时，便极力反对举业士子惟欲钓声利，弋身家之腴，以苟一旦之得，而初未尝有其诚[110]，非常不满将科举视为入仕谋利敲门砖的功利化社会行为。

是时，黔中、楚中、浙中、江右、泰州等不同地域学派的学者之间，往返交流互动愈加频繁，声势规模亦愈加壮大，最突出者即文成弟子道林蒋信以副使提学贵州，重举阳明学旨以教诸生，贵阳心庵马廷锡独有悟入。是札虽未收入《王文成公全书》，然真迹迄今尚保存完好[98]。

陈文学为正德十一年（1516）举人，十六年（1521）成进士。钱德洪说阳明居贵阳时，首与学者为‘知行合一之说[90]，所谓学者必以真入室亲炙弟子为主体。

观察黔中王门地域学派产生、形成和发展变化的整体特征，二者都是不可轻易忽视或绕过的重要学术文化现象。因此，如果说黔中学派开自阳明贵州龙冈书院[73]，那么其声势之壮大则当始自省城贵阳之文明书院。